郑炳林教授及其团队近期因其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而备受关注。这位1956年7月出生于陕西黄陵的学者，现任兰州大学萃英学者一级教授、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并获得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敦煌学和西北史地，已发表超过330篇论文，并主持了30多项科研项目，其中《敦煌通史》荣获第十届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

自2007年起，郑炳林教授带领团队投身于敦煌通史的编撰工作，最终于2023年完成了这部篇幅达330余万字、共七卷的巨著。在兰州大学衡山堂，郑教授仍在为研究生们授课，通过解读简牍释文，探讨如乌孙马、大宛马等马匹品种的差异及其对当时畜牧业的影响，展现了其对敦煌历史细致入微的研究。70岁的郑教授与学生们一同在历史长河中探索，从西汉时期一直追溯到近现代，深入研究敦煌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居民生活习俗。郑教授坦言，贯通敦煌数千年的历史研究并非易事。

领军人物，铸就鸿篇巨著

甘肃省敦煌市的玉门关和阳关，地理位置相近，历史悠久。过去，关于汉代为何在此设置两关，以及在荒漠戈壁中高昂的运营成本是否造成浪费等问题，曾引发不少对西北历史感兴趣的人士的疑问。郑炳林教授在其《敦煌通史·两汉卷》中，通过《西汉敦煌郡玉门关与阳关的设置》一节，详细考证了两关的设立时间和功能。他指出，敦煌自设郡之初便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多元文明的交汇点，而关于这片土地的历史研究中，类似玉门关、阳关的疑问还有很多。因此，为了更全面、系统地发掘敦煌历史，将相关的历史研究贯穿起来，编撰一部《敦煌通史》显得尤为必要。

200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林甘泉的提议下，郑炳林教授承担起编撰《敦煌通史》的重任。此前，他已在敦煌学研究领域深耕二十余载，主要聚焦于晚唐五代至宋初的历史，虽然成果丰硕，但尚未形成贯通的历史脉络。经过深思熟虑，郑教授下定决心，要编撰一部属于中国的《敦煌通史》，提升中国学者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

《敦煌通史》的编撰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郑教授的团队成员皆为他亲自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郑教授回忆道，尽管深知挑战巨大，但团队充满信心，将最核心的力量投入到这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中。在编撰过程中，《敦煌通史·两汉卷》篇幅最为可观，正文超过50万字，郑教授亲自带领博士研究生司豪强执笔。

郑教授展示了一份汉简释文，强调了敦煌汉简作为研究宝藏的价值。他解释说，关于两汉时期的敦煌，史书记载甚少，仅有零星篇幅。甘肃简牍博物馆的建立，为郑教授团队提供了大量敦煌汉简的释文，其中悬泉置汉简等更是为研究西汉敦煌历史提供了丰富资料。这些汉简内容涵盖行政军事文书、中外交流记录、地理交通档案、社会生活日志以及私人信件等。郑教授表示，他曾反复研读一枚汉简超过30遍，从中发现了关于人口来源、生活方式、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细节。

构建框架，汇聚七卷成书

敦煌学研究所副所长魏迎春副教授提到，半年前出版的《敦煌简史》近期已加印一次。这部由330万字的《敦煌通史》浓缩而成的65万字著作，截至目前已加印两次。《敦煌简史》的问世，是郑教授团队在通史研究领域不断精进的体现。魏迎春副教授作为团队中的中生代学者，在郑教授的指导下，与同事们共同完成了这项宏伟工程。

魏迎春副教授强调，编撰通史不仅在于篇幅的庞大，更在于其系统性的统筹协调。她解释说，分卷的设置并非简单依据朝代或时间长度，而是取决于不同历史时期史料的研究价值，并始终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

《敦煌通史》启动编撰时，团队不足10人，人员分工是首要难题。郑教授与魏迎春副教授深入了解每位成员的研究方向，最终确定了各卷的主题和执笔人。魏迎春副教授在与团队成员的讨论中，不仅提升了编撰通史的能力，还总结出“既延续传统史学写作体例，又突出重要事件，同时保持卷本间篇幅均衡”的经验。

历时17年，七卷本《敦煌通史》终于与公众见面。郑教授表示，在这次“实战”中，团队学习了如何调度工作节奏、确定撰写方向但又充分尊重作者写作风格，以及如何在作者和出版社之间协调稿件返还时间等诸多宝贵经验。

《敦煌通史》出版后，郑教授团队受邀开始编撰《凉州通史》。尽管凉州（今武威）与敦煌地理位置相隔，但凭借《敦煌通史》的编撰经验，团队成员迅速投入工作，仅用两年多时间便完成了十卷本的《凉州通史》，并于去年底出版发行。

青年学者，填补历史空白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讲师陈继宏，一位80后学者，在研究《敦煌通史·吐蕃卷》时，通过对敦煌文献中记账文书、购买契约等资料的分析，发现了1000多年前敦煌农民加工麦子费用的变化。她推测，这可能意味着当时加工工具的效率有所提升。郑教授曾提醒她，研究古代日常生活，应站在古人的视角去思考。

陈继宏讲师指出，由于许多朝代的官方史料缺乏，敦煌文献中的账簿和契约等资料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她强调，只有将自己代入古代生活，才能更真实地理解历史。为了填补历史空白，团队成员致力于从各种语言资料中汲取精华。陈继宏讲师在郑教授的鼓励下，学习藏文，并对照学者整理的藏文文书合集，逐步理解和建构不同时代敦煌的历史联系，以更全面地理解这座西北城市的历史演进逻辑。

同样致力于语言研究的还有85后副教授陈光文，他负责《敦煌通史·西夏元明清卷》，该卷时间跨度最长，基础资料也最为薄弱。陈光文副教授介绍说，尽管海上贸易兴起导致敦煌在商贸和对外交流中的节点作用有所下降，但仍有许多人沿此路线行进，并留下了游记、见闻和风土人情记载。

在收集到的资料中，西夏文资料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成为陈光文副教授必须攻克的难关。学术界对于西夏管理敦煌的时间存在争议。在研究中，陈光文副教授重新释读了敦煌莫高窟第297窟甬道南壁的一则两行西夏文题记，并结合语料词库和工具资料，提出了新的见解，这成为《敦煌通史》中的重要内容。

陈光文副教授回忆，郑教授鼓励他在这一时期进行创新，努力填补研究空白。他坦言，从资料收集到观点形成，几乎是从零开始，但郑教授要求他“每天都要保持研究状态，不能松懈，积少成多”。对陈光文副教授而言，完成这部著作是一次严格的学术训练。

郑教授表示，团队的研究并未止步，目前正继续打磨“汉唐敦煌史”书稿，并准备推出《敦煌西汉史事编年》等新的研究成果。

记者手记

“精之于细”与“合之于纲”

在采访郑炳林教授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尽管研究敦煌历史已久，但要保质保量地编撰一部通史，需要付出更多的“冷板凳”时间和深入学术“深水区”的努力。这既需要“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的科研责任感，也考验着把握“细节与全局”的学术功底。

“精之于细”是学术创新的方法论，旨在挖掘“深井”。研究历史，应遵循“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原则。七卷本《敦煌通史》涵盖了从墙壁题记到区域时代变迁的方方面面，正是学者们对每个细节的精心钻研和夜以继日的考证论述，才逐步构建起“有血有肉”的学术成果。

“合之于纲”是汇集众长、贯通“脉络”的方法论。一部通史的编撰凝聚了研究团队的心血，融合了不同学者的学术精华。团队成员们都提到，郑炳林教授在确立研究方向的同时，既要求成员各司其职，又充分尊重他们的主动性和创新性。这种“合”与“分”的结合，最终服务于同一学术目标，使得《敦煌通史》既精彩又富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