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卷本的《现代汉语大词典》（简称《大现汉》）于今年4月问世，这部收录15.7万余词条、总字数超过1200万的大型辞书，全面展现了百年现代汉语词汇的面貌，标志着中国现代辞书编纂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部被誉为现代汉语活态发展“百科全书”的著作，凝聚了新中国三代辞书工作者20余年不懈的努力。
20余载坚守，只为一项意义非凡的事业
词典的编纂如同漫长的“马拉松”，是对编纂者学识、毅力和情怀的严峻考验。
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语言学界就曾提出编写大型现代汉语词典的设想，但因条件限制，项目曾三次中断。直到2005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来的《大现汉》主编江蓝生接手此项任务，并持续投入了20余年。
江蓝生回忆，当时韩敬体（后任《大现汉》副主编）找到她，提及吕叔湘和丁声树两位先生关于编写大型词典的嘱托。尽管深知辞书编纂的艰辛，但作为后辈，江蓝生感到有责任完成前辈的期许。韩敬体曾参与丁声树先生主持的《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深谙老一辈学者的心愿及其工作的深远意义。
为何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成为几代辞书人的共同愿望？这与中国辞书发展的历程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前，已有《辞源》和《辞海》等大型辞书问世。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编纂了《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重要工具书，并在教育普及和语言规范化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它们属于中小型辞书，未能完全满足读者需求。
与其他国家相比，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小学馆推出了《日本国语大辞典》并积极推广；拥有百年历史的《牛津英语词典》于1989年推出了第二版，词汇量大幅扩展。而中国当时主要依赖中小型辞书，甚至在收到外国友人赠送的百科全书时，回赠的仅是《新华字典》。因此，编纂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和时代的召唤。
江蓝生表示：“这既是前辈的嘱托，也是现实的需要。编纂《大现汉》是我们这一代辞书人的使命。”
《大现汉》的编写过程充满挑战，如同艰难的攀登。江蓝生提到，在《大现汉》第四次启动时，参与过《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简称“社科院语言所”）同事已退休或承担其他研究任务，人手不足一直是难题。
在江蓝生和韩敬体的努力下，截至2005年底，组建了一个近30人的编写组。其中许多成员是新手，需要“边干边学”。从项目立项到最终出版，历经二十载寒暑，尽管项目有过调整，人员也曾有进出，但“坚持下来，这次绝不能再夭折”始终是编写团队的共识。
他们广泛查阅各类语料库，深入研读近百年的文献，收集历史词汇；通过专题研究推动编写工作；积极“开门编词典”，征求读者意见；召开专家审稿会，听取同行建议。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并得以完成。20多年间，编写组成员有人从壮年步入老年，有人从学生成长为研究骨干，词典也逐渐成形。
今年4月，《大现汉》首发发布会上，江蓝生充满使命感地表示：“我们应当打造与中华优秀文化和人民需求相匹配、能够帮助群众正确运用和传承祖国语言文字的辞书产品。”韩敬体感慨道：“这是社科院语言所三代学人寄托梦想与期望并为之不懈奋斗的力作。”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陆俭明指出：“汉语语言学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人之功、一时之绩，而是代代学人薪火相传、携手奋进的接力征程。《大现汉》的出版问世，既是对吕叔湘、丁声树等前辈学者学术思想与治学精神的传承弘扬，也是当代语言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
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问，打造兼具学术与可读性的词典
在今年4月的《大现汉》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一致赞誉其“内容丰富”和“严谨规范”。而普通读者则普遍认为其“生动”、“有趣”、“新鲜”、“好读”。
江蓝生表示：“我们想要编的是一本既可以查，也可以‘读’的词典。”
《大现汉》中收录了许多令人惊喜的内容，例如展现了百年前的文字风貌，如当时的“知识”常写作“智识”，“揭幕”被称为“除幕”；同时也收录了“爱咋咋”、“哪儿跟哪儿”等生动的日常口语。
此外，该词典还收录了因误用而广为流传的词语，例如“回怼”中的“怼”字，并在释义中解释了其原本的含义。
这些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网络时代活力的词语，使得《大现汉》超越了“被动查询的工具书”的定位，成为一部兼具学术价值与可读性的作品。
这一切都源于《大现汉》的编纂理念。秉承吕叔湘先生“编就要突破前人，有特色、有新意”的治学理念，编写组打破了传统辞书编纂的模式，在理念上进行了大胆突破。正如《大现汉》前言所述，其编纂理念包括“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规范性与描写性相结合”、“学术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简而言之，这既关注语言词语当下的意义和使用方法，也追溯其演变过程；既提供准确、简明、严谨的释义，也补充语用规则、文化内涵等深层信息，力求使词典能够满足更广泛读者的需求。
要编纂一部新颖且有深度的大型词典，需要从海量语料中提取大量词汇作为支撑。为此，编纂团队广泛调研各类已出版的辞书，并利用多种语料库等资源，遴选尚未收录的有价值词语。
特别是在搜集散落在岁月中的旧词语方面，编写组翻阅了近百部民国小说，从许地山、梁实秋、林语堂、郁达夫等名家的小说与散文中搜集了第一手资料。
《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新华字典》编辑室副主任范文杰曾笑谈：“有时候吃着饭，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词，就赶紧掏出手机发到工作群里，生怕漏掉。”这种将工作融入生活的常态，以及学用结合的治学态度，使得编写组在浩瀚的语海中“淘沙拣金”，筛选出前人未曾收录的有价值的词目。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评价道：“《大现汉》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正在使用和发展中的现代汉语真实面貌。更为难得的是，它在共时描写中融入历时视角，让我们从这部词典里掇拾到百余年社会变迁的微观记忆。它不仅提供个体词语的形音义查检，更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现代汉语，是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语言大典。”
三代人的传承，能够择一事终一生也是一种幸运
“当初接下《大现汉》主编的担子，是因为不知道它有多难。但能坚持做完，靠的是责任感与使命感。”多年后，手捧已出版的《大现汉》，江蓝生依然记得接到编纂任务时的感受。
她表示，超过15.7万个词条，大多数条目都需要亲自审改。因常年伏案工作，她的颈椎和腰椎出现严重问题，先后接受了3次大手术。在住院期间，她仍不忘词典编纂工作，在工作群里与大家保持沟通。
江蓝生认为：“辞书编纂是一项磨炼人的工作，既能增长知识、提升思维概括能力，又能淬炼坚毅的意志品质。语言研究者能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相结合，为国家文化教育事业作贡献，便实现了学者的人生价值。那些吃过的苦头，都是必交的学费，是值得的。”
如今，辞书队伍的成长建设与这门学问的传承，是江蓝生最为关心的事情。
《大现汉》的编纂过程也是精神与学问传承的过程。据《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新华字典》编辑室原主任王楠介绍，通过《大现汉》的编纂工作，许多当年的“年轻人”积累了经验，成长为骨干。她还提到，在正在进行的《现代汉语词典》第8版修订中，这些人已成为主力。
《大现汉》编写组成员、社科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副主任苏颖便是其中一位。她认为，能够坚持完成《大现汉》的编纂工作，既得益于榜样的感召，也离不开责任感、热爱以及团队的相互扶持。
苏颖说：“老一辈学者治学严谨，热心传帮带，对解答我们的问题极有耐心。工作中，年轻人遇到问题，随时可以推门请教，前辈们总会放下手头工作，耐心给予指导。”
目前，社科院语言所拥有15位专业的辞书编纂研究人员，其中11人拥有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涵盖训诂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计算语言学等领域。该团队汇聚了冷门绝学学科、现代语言学各分支的研究者，以及前沿应用交叉学科的探索者，为各类辞书的编纂修订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现汉》的顺利问世离不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该项目先后被列为社科院重点课题和院创新工程项目。范文杰告诉记者：“编词典和做基础研究不太一样，成果不能立竿见影地显现。这些年院里、所里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比如更加科学完善的辞书岗位考核评价体系，极大地消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够专注于词典编纂工作。”
除了各方面的支持，学术积累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王楠自1995年进入社科院语言所工作至今已有30多年。她回忆，刚到语言所时，为了搜集资料，每年都要从报纸、杂志等手写摘抄约1000张新词、新义卡片，如今所里仍保存着当年抄写的近百万张卡片。她表示：“虽然现在已不再手写卡片，但随时随地关注新词、新义，时时刻刻思考字词释义已经成为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王楠深情地说：“人生最美的事，莫过于事业与热爱的双向奔赴。现在想来，编辞书虽辛苦，但翻开几代人都在用的《新华字典》——如今发行量已达约7亿册，编写、修订者却只有几十个人，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是件很幸运的事。《大现汉》也会是这样一部书，一部让我们一生都为之骄傲的书。”
